王笛对话老茶馆

■受访者：王笛，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助理教授

■访问人：冯俊锋，四川日报记者 王笛的看法：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长期以来，茶馆被当时精英和后世学者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滋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但人们忽视了茶馆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一个商人可做成一笔生意，一个学生可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一个秘密社会成员可与共同党建立联系，一个苦力可找到雇主，小贩、艺人、手工匠依靠茶馆来维持生计。因此，“有闲”和“有忙”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馆为两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间。即使是在许多“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记者的观点：怎样评价和治理茶馆这个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场所，总是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从晚清到民国都未找到一个成功的办法。它们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但是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城市改良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们在茶馆问题上与政府持不同的态度。从表面看，茶馆以及茶馆文化是很脆弱的，总是被限制和被打击。然而，茶馆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这既反映了社会对茶馆的需要，也充分显示了其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记者：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些地方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属于整肃的对象，中国茶馆和西方上述公共场所有何异同？

王笛：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

记者：如果透过的中国茶馆来看待某一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你愿意选择什么时期的中国和哪一座城市？

王笛：如是命题讨论的话，20世纪初成都茶馆这个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恐怕再也合适不过了。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恭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座三四个钟点。”成都人自己也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成都居民自嘲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

记者：成都茶馆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是这样的吗？

王笛：完全正确，你提到的成都茶馆的生态环境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就说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其中的各色人等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在成都，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或“茶房”，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茶馆取名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茶馆的择址须考虑到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之地，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

记者：“盖碗茶”是成都茶馆对茶文化贡献的一个形象名词。我发现你喜欢通过物什、人物角色进入茶文化研究路径，这种研究方式很有意思。

王笛：“盖碗茶”就是一个文化符号。这种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和茶盘）组成。桌椅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茶馆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称“幺师”，更有人冠之为“茶博士”。如果说在美国城市的沙龙老板被认为是那里的“注目人物”，那么堂倌则是成都茶馆的“灵魂”。这些堂倌都有着招呼客人热情、掺水及时、清理桌子茶具干净快捷、找钱准确以及待客殷勤等特点。他们还能眼观八方、及时回应顾客。当一个顾客进入茶馆，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某兄弟”或“某老爷”，引他入座，问要何茶。堂倌反应必须很快，其吆喝的声音别具特点。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堂倌一手提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经常多达20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水溅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如看一场魔术表演。

记者：２０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ｔｅａ－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ｓａｌｏｏｎ）。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在美国城市，酒馆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有同样功能吗？

王笛：20世纪初成都人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8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呆在茶馆。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

记者：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我发现，在２０世纪初的成都，茶馆几乎是那些难耐寂寞的人们的惟一去处，这是为什么？

王笛：成都茶馆能成为一种“社会俱乐部”，完全与茶馆本身的丰富性不无关系。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因而成为养鸽人的聚会处；老百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每日清晨，那些养鸟人来到茶馆，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品茶，一边聆听鸟鸣。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自由随便，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同时，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