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稻埕一度是北台湾的茶业集散重地

早期茶史

荷兰人在1645年就提到台湾有野生茶树。

清代在1722年官方记载，于中部水沙连（今埔里、日月潭一带）地方有山茶发现。

嘉庆年间(1796-1820)有柯朝者从福建武夷带回茶树，种在北部山区，并互相传植。到1860淡水开港（北京条约），1866英商 John Dodd 在买办李春生协助下引进安溪茶种，劝导淡水农户种植，收购至厦门烘制销往澳门；二年后并请来福州、厦门师傅在大稻埕精制乌龙茶外销（其精制厂原预订设在艋舺，因该地排外，乃改设于大稻埕）。1869年Dodd首批乌龙茶由淡水销往纽约，大受欢迎，Formosa Tea（当时的唛头） 从此扬名海外。1873年五家洋行停止采购，乃转运至福州熏花改制包种茶，销往南洋，至1881年泉州同安茶商吴福老来台北设源隆号制造包种茶 (此为台湾制造包种茶的起源)。此后分别由外商掌控番庄乌龙茶对欧美的市场，国人行销包种茶对南洋的市场。

大稻埕与茶

大稻埕原为平埔族居住地，1853年顶下郊拼，下郊转往大稻埕发展，加上淡水河上游日渐淤积，大稻埕得淡水河通运之利，成为新兴商业都市。淡水开港后，洋商聚集，而因John Dodd的拓销，茶叶逐渐成为台湾最大宗出囗经济作物；到1872年大稻埕己有Dodd,Tait,Brown,Boyd,Elles 五家洋行竞购台茶外销，也因此在1884年法舰攻淡水，大稻埕得免于被炮击。1887年台湾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大稻埕开铁路、航道，划分一部份为外侨居留地，1889年下令成立「茶郊永和兴」的公会组织，茶商李春生与林维源共筑千秋、建昌二街(日据时期称港町、今之贵德街)，出租给洋商，这期间为茶业在大稻埕的鼎盛期，也因此带动初期大稻埕的急速发展。

今日还可见的往日足迹

从甘谷街110年历史的茶商公会大楼及供奉的茶郊妈祖、贵德街的「锦记茶行」、民生西路的「新芳春茶行」、西宁北路现为全祥茶厂的「南兴茶行」旧址、甘州街由李春生兴建的「大稻埕长老教会礼拜堂」、贵德街的「李春生纪念堂」、重庆北路的「王有记茶行」存有焙茶用的「焙笼间」、焙笼、装茶的竹篓???等，可见到茶业走过的轨迹。附带一提，板桥林家、台泥辜振甫先生（大裕茶行）和己故新光吴火狮（新光公司）都曾从事茶业，辜、吴还曾为本市茶商公会会员。

抚今追昔

历史殷鉴默默决定了我们的过去，并以经验引导我们走向末来。

1895年日本占台，茶仍为主要出口产物，1937年茶出囗值占总出口总值百分之三十九（五十年平均约占30%），但因日后红、绿茶崛起，新竹等地大型精制厂出现，加以战争时期外销量锐减，及布商、米商的抬头，光复前，茶已不是独霸大稻埕的行业。到光复后茶出口再度复苏，至民国62年茶出口达23,500吨最高峰（以绿茶18,600吨占最大宗），此后即一路减少，到民国80年进口6千吨，出口5千吨，进口茶开始大于出口茶，此后茶外销渐走入下坡，至89年统计进口茶12,235吨，出口茶 3,024吨，进口量大于出口量9,211吨，台湾显然已是茶叶进口国。

综观近五十多年来，台湾由农业转入轻工业，水泥、纺织、塑料、营建等百业兴起，及至近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的电子工业，都市重心由淡水河边转往东区发展。更因工资、地价的上涨，制造成本上扬，大稻埕仅存有合法茶厂登记的由当初一百多家减到只剩三家。当然这是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茶业也由外销导向转为注重内销市场的需求，零售茶商四处林立，但是由于交通方便，茶交易重心又移往各产茶区，市区茶商的生存日益困难。

话虽如此，近年来由于健康饮食的盛行，及国外（包括大陆）一股对清香乌龙茶的需求力量，茶商的另一个春天似乎快要到来，这个趋势的扭转，与潮流的引导，必须集合群体茶商的力量才能达成，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有些同业正在寻求各别市场的突破，已有初步成效，我们茶公会也正希望集合整体同业的力量，开展新的需求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