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贡茶

唐代之前，隋时就有僧人献茶於帝王者，明代顾元庆《茶谱》引述：“隋（公元 580～618年）文帝病脑痛，僧人告以煮茗作药，服之果效。”说的是隋炀帝杨厂在江都（现江苏扬州）生病，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为了向这位帝王讨宠，曾携带天台茶到江都替他治病，得茶而治之后，推动了社会饮茶的兴起。

到了唐朝开元中（公元713～740年），泰山灵岩寺僧人坐禅，昼夜不眠，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山东、河北的部分地区，直至首都长安，“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封氏闻见记》）。很多文学家、诗人，饮茶作诗，以示风雅。因此，唐代贡茶的兴起，与当时社会饮茶风俗的普及，帝王将相及文人雅士经常举办茶宴、茶会等有关。

唐之初仍以征收各地名产茶叶作贡品，一些贪图名位、求官谋职之土，阿谀奉承，投其所好，将某些地方品质特异的茶叶贡献皇室，以求升官发财。随着皇室、官吏饮茶范围的扩大，逐感这种土贡形式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官营督造专门生产贡茶的贡茶院（贡焙）就产生了。唐朝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长兴和常州义兴（现宜兴）交界的顾渚山，每年役工数万人，采制贡茶“顾渚紫笋”。据《长兴县志》载，顾渚贡茶院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至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兴盛之期历时长达605年。在唐朝，产制规模之大，“役工三万人”，“工

匠千余人”。制茶工场有“三十间”，烘焙工场“百余所”，每岁朝廷要花“千金”之费生产万串以上（每串1斤）贡茶，专供皇室王公权贵享用。宋代蔡宽夫《诗话》述：“湖州紫笋茶出顾渚，在常湖（常州和湖州）二郡之间，以其萌茁紫而似笋也。每岁入贡，以清明日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

每年初春时节清明之前，贡焙新茶——“顾渚紫笋”制成后，快马专程直送京都长安，呈献皇上。茶到之时，宫廷中一片欢腾，唐代吴兴太守张文规的《湖州焙贡新茶》诗，就写下了此情此景，诗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说的是帝王乘车去寻春，喝得半醉方回宫，这时宫女手捧香茗，从御门外进来，那牡丹花般的脸上露着笑容，启口传奏新到紫笋贡茶来了。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荒淫生活。《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贞元（唐德宗公元785～804年）以后，每岁以进奉顾渚山紫笋茶，投工三万余人，累月方毕”，可见当时采制贡茶耗费人力财力的浩繁。

唐代诗人袁高曾写有一首长诗《焙贡顾渚茶》，又名《茶山诗》，反映了顾渚紫笋贡茶采制役工的艰辛和对此表示的愤慨。袁高，字公颐，唐建中年间，拜京畿视察使，后坐累，贬韶州刺史，复拜给事中。唐宪宗时，官为礼部尚书。在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袁高担任督造紫笋贡茶的湖州刺史。《茶山诗》云：“……动辄千金费，日使万民贫。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甿辍耕农耒，采掇实辛苦。……阴冷芽末动，使曹牒已频。心争造化功，走挺糜鹿均，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从《茶山诗》可看出袁高对顾渚山农工蒙受贡茶之苦，深表同情和义愤。当时袁高将他的《茶山诗》随贡茶一并献给皇帝，这对后来的“减贡”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据《西吴里语》记载：“袁高刺郡，进（茶）三千六百串，并诗一章。”《石柱记笺释》补充说：“自袁高以诗进规，遂为贡茶轻者之始。”

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曾当过进士的李郢，有一首长诗《茶山贡焙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顾渚贡茶给当地民工带来的疾苦。诗云：“……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挂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摧，朝饥暮匍谁兴哀。喧阗竞纳不盈掬，一时一饷还成堆。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声如雷。茶放拜表贡天子，万人争敢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五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唐《国史补》记载：“长兴贡，限清明日到京，谓之急程茶。”贡茶限“清明”日到京，才能赶上宫廷的清明宴。从长兴顾渚到京都长安行程三四千里，日夜兼程，快马加鞭，十日赶到，所以称之“急程茶”。而修贡的太守在茶山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每年春季制造贡茶时，湖常两州刺史，首先祭金沙泉的茶神，最后于太湖中浮游画舫十几艘，山上立旗张幕，携官妓大宴，饮酒作乐，正如刘禹锡诗云：“何处人间似仙境，青山携妓采茶时。”如此鲜明的对比，足见贡茶制度的腐败。

唐代除在长兴顾渚山设贡茶院采制贡茶外，还规定在若干特定茶叶产地征收贡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贡茶地区，计有十六个郡，即山南道的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金州汉阳郡、兴元府汉中郡；江南道的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定郡、福州常乐郡、饶州鄱阳郡，黔中道的溪州灵溪郡；淮南道的寿州寿春郡、庐州庐江郡、蕲州蕲春郡、申州义阳郡和剑南道的雅州卢山郡。这十六个郡，包括今湖北、四川、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十个省的很多县份。因此，不难看出，凡是当时有名的茶叶产区，几乎无例外地都要以茶进贡。贡茶数量之大是惊人的，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因讨伐吴元济，财政困难，曾“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令户部进代金。”库存贡茶数量竟如此之大。

唐代的贡茶品目，据在唐宪宗元和中（公元806～820年）为翰林学士的李肇所著《国史补》记载，有十余品目，即：剑南“蒙顶石花”，湖州“顾渚紫笋”，峡州“碧涧、明月”，福州“方山露芽”，岳州“邕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蕲州“蕲门月团”，东川“神泉小团”，蕲州“香雨”，江陵“南木”，婺州“东白”，睦州“鸠坑”，常州“阳羡”。此外，尚有浙江余姚的“仙茗”，嵊县的“剡溪茶”等。

唐代贡茶绝大部分都是蒸青团饼茶，有方有圆、有大有小。其采制方法，根据陆羽《茶经·三之造》载：“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茶之芽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自采至于封，七经目。”根据陆羽《茶经》的成书年代（公元760～780年）和地点（湖州）来分析，《茶经》中所述的蒸青团饼茶的采制技术可以认为主要是对“顾精紫笋”、“阳羡茶”采制方法的记载。

根据吴觉农《茶经述评》（1987年）的解析，唐代饼茶的制造过程是：蒸茶、解块、捣茶、装模、拍压、出模、列茶、晾干、穿孔、解茶、贯茶、烘焙、成穿、封茶。

具体地说，用一种叫籝的竹篮子（又称笼宫）去采茶。采来的叶子放在箪（小篮子）中，置箪于甑（木或瓦制的圆桶）中，甑置锅上，锅内热水，烧水蒸叶。蒸后的茶叶摊凉，再放在杵臼（又叫碓）中添加一定量泉水掏碎。捣后的茶叶倒入铁制的规（又叫模、倦，有方形、圆形、花形等）中。现置承（又叫台、砧）上，规下垫檐（又叫衣、油绢制），经拍压成一定形状的饼后，取出置芘莉（又叫籯子、旁良，竹编成）上晾干。定型后用綮（锥刀）穿孔，用朴（竹鞭）穿茶，一串串的饼茶用贯（削竹制成）挂起，置焙（烘茶地道）中下层棚（又叫栈，两层木架）上，基本干后再移至上层棚上。全干后几饼一穿即成。遇阴雨天气，为防止吸湿劣变，将饼茶置育（木框箱，内竹木制层架，中心置一小火盆）中，在微温条件下，保持茶叶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