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胜友：十一届五次全会了吧？
俞学文：第十一届五次代表大会。
黄胜友：第十一届五次代表大会马上要召开，您是作为代表农民的人大代表，这次代表大会您有哪些议案和建议，能跟我们广大的腾讯网友介绍一下吗？
俞学文：这次两会之前，我深入基层，做了充分的了解和调研，写出了提了三个议案，有七个建议。三个议案中其中一个是工资法，还有商标法的修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刑法修改打击受贿的议案。建议，提了关于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的建议。还有一个是村官选拔乡镇干部的建议，还有一个是有关三农的建议。
黄胜友：您把议案涉及到的《公司法》议案和《商标法》议案的形成简单介绍一下？
俞学文：在这之前，我做了一些调研，从基层了解到一些情况，包括走访了一些有关部门。对《工资法》的呼声是比较强烈的。《工资法》现在纯粹是不合理。一个是地区差异化太大，根据地区的生活水平和他的工资差异化比较大。还有一个是同工不同酬。可能同一个学校毕业出来的，但是他的工资不相同。政府和部门没有一个好的办法，也没有一个好的政策，没有一个法规去规范要求，总体比较乱。这种现象的存在，现在在企业里上班了3—5年，工资还不比大学刚毕业的进入企业工资高。这种差异化普遍存在。
主要的原因，现在企业急着培养人才，总觉得对学历高的就给工资高，作为引进人才培养。还有一个，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或者研究生，进入企业之后实际的操作能力还是不足的。这样，对在社会上工作多年的人也是带来了打击。还有一方面，企业相互恶性地对人才进行竞争，企业自身炒高工资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再一个，人才也好，刚刚毕业的就业者也好，他们这种旅游式的打工，也无形中好像把工资抬高。现在造成了很多不合理的情况，很多埋头苦干，安心实干的人不一定有高的工资，他们心理不平衡。相反，有一些学历高的就要拿工资，也是牵着企业鼻子走。这个矛盾，我认为现在相对比较突出。应该进行《工资法》的修改和制定。怎么样跟公务员一样，能够根据他的工龄、学历，再根据他工作的能力，等等，相结合，进行一个合理的支配，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矛盾现在比较普遍，很多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解决起来有些困难。应该站在国家更高的层面上，全国性地统一解决，就需要《工资法》立法。现在比如区域性的差异，比如浙江的很多往北京跳槽，因为北京是文化政治中心，工资待遇比较好。浙江这边为了更好地引进人才，企业现在也是盲目追求人才。企业也要更加理智地认识这个问题。
黄胜友：你是商标使用者又是企业经营人，对商标应该自己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把这个商标议案给大家谈一下。
俞学文：我一是根据自己企业自身平时碰到的很多问题和体会，同时我也召集了很多家企业的领导，对自己的品牌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座谈。确实，现在我们《商标法》可能过于地广泛，在管理上还缺乏细化。很多方面比较模糊。我借这次会议提出了《商标法》的修订议案。比如以茶叶为例，茶叶现在在国家商标局已经注册的总共有20多万个。只要跟茶有联想性的，跟茶概念有点相接近的，能够体现出茶的特性，还有它的环境、品位、文化的名词基本上是全部注册了。比如说以更香品牌为例，或者以张一元为例，因为茶叶的品种现在牵涉到上千种的种类。我更香这个品牌，不可能就是一款茶叶，我有上千个种类，都是为了打更香这个主品牌。接下来我肯定有绿茶、红茶、花茶、乌龙茶、黑茶，六大茶类里面，每大茶类里面都有上百种的茶叶等级和名称。我们现在为了区别这个茶叶的等级和种类，再和它季节性生产的东西结合。等级，比方说同样的一个龙井，西湖龙井也分好几批等级。为了区别这个等级，比如说乌龙茶、铁观音，铁观音香韵，或者铁观音回味，香韵是为了区分等级，铁观音是种类。现在变成了，有很多人就在你的主品牌之下打上一个名称，他把这个名称去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注册了之后，反过来就告你商标侵权。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可能在地方法院打这个官司，知识产权参与打这个官司，后来可能打赢了，对方不服，又上诉，牵涉到的人力物力，造成很多矛盾。
我这个建议，因为我们国家商标，茶叶都有20多万种品牌名称注册，别的食品或者工艺品、服装，等等品牌，应该说有几百万件的注册。现在稍有不慎就踩到高压线，就变成了侵权。我这次议案要求商标法修订，意思就是说任何的企业，如果说把他的主商标作为他的商标推出，底下的名称不能作为侵权。哪怕已经被注册的商标，你用上了，也不能说他侵权，因为他突出了主商标。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带来跟多的社会矛盾，同时又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是现在很多不法之徒就钻这个空子，你不及注册，他就注册。或者有些人注册了上千个商标，就寻找你踩他的线，反过来就起诉你，索要你的赔偿。所以，希望能够通过《商标法》修订遏制和比便这种情况，确保我们经济有序地发展，对经济发展更加有力。
黄胜友：你的建议里面有关于在优秀村官里面选拔乡镇干部的建议，把这个讲一下？
俞学文：我这次接任我们村的村主任这样的角色，一个是我们全村村民对我的强烈要求。其实，我家里人，包括我们企业的管理层都是非常反对我这样的举措的，因为会牵涉到我的个人精力，对企业的发展不利。但是我带着一种感情乡情，带着对家乡村民的责任，所以就接受了这个，通过选举产生。我们村里面通过搞新农村建设，欠下200多万债务，而且我们村里面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可以说，我们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是为零的。现在的很多村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收入，我接这个，完全是为了把村里这么重的负债的担子挑起来的。
当村主任的过程当中，我也做了很多的基层了解和调查。现在，应该说我们的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的干部，现在变成了突击调，年纪大的都比较大了也面临着退休，年龄大了，力不从心了，思想也退化了，心态也就这么一回事了，年轻人又接不上。年轻人接不上的原因，有志青年不愿意在地方的乡镇里面待着。他们都是学历比较高，觉得好像在乡镇里面干着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年轻人考了公务员之后，他不想在乡镇里面干的时间太长。到了晚上，一下班就急着进县城，就是为了应付8个小时的上班。他人在乡镇，心在县城，这样对地方的农村工作，对地方乡镇工作很利，目前地方乡镇的工作面临着很大的脱节。这对我们新农村建设，对大家发展的农业科技现代化，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这次提的建议是：一，要对乡镇新招的公务员降低门槛，可以从村官里面进行选拔。在村官里面进行选拔，要预防和制约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去当村官，实际上是一种时髦，他们根本不是说为了村官而去当村官，他们是为了从村官里面能够跳到公务员，能够一层一层地往上走。他们的目标定位是这样的。我的建议是，乡政府的公务员选拔门槛降低一点，要从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孩子，家庭比较困难，没有多少背景，积极向上的思想的人又有，这部分人门槛降低了，不需要他们有很高的学历，只要大学毕业就行。目前招聘的方式是，整个市，或者全省，对公务员选拔是比较统一的，都是在优秀人才中进行选拔。我认为做乡镇工作的人，不需要读书最好的这帮人，学历最高的人。你可以在门槛降低之后，在中等往下的人才中，乡镇的干部，我认为需要吃苦，肯干，务实非常重要。再一个，要有工作激情。所以，也可以从村官里面进行选拔。
在地方一级的村官门槛实际上都很高的，都是选拔优秀的大学生当村官，这对实际的发展不现实。所以，我建议，乡镇一级的公务员选拔门槛要降低，包括村官选拔的门槛要降低，不要研究生、高学历的人去当村官，这完全是走形式，这要进行改革。
门槛降低学历低一点的可以从村官一级进行锻炼，吸取营养，学到可操作性的实践的经验，也更加了解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了解老百姓所想所要的东西。通过这样的选拔，我觉得对乡镇一级的工作，应该有很好的促进。
再一个，我认为门槛降低之后，也可以有一些制约。可以在招聘的时候，公务员招聘公告里面就指出，这个是专门为乡镇一级招聘的公务员，但是你招聘进来在乡镇工作，前提就是最少要坚持15年的乡镇工作时间。为了激励他们，在一定的百分比基础上，在乡镇工作五年以后，通过全方位的考试，也可以有一定百分比的人才向县、市级进行选拔。所以，对他们的门槛进行降低，使用时间进行定位，他们就是在乡镇中流动，进行这样的定位。我觉得才能真正解决现在乡镇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
黄胜友：俞总来北京是17年前吧？当时也算是农民工了，是早期农民工的代表。我看你的议案里面有一个农民工再教育学校的建议，我看也符合你自己的亲身感受，把这个建议给大家介绍一下？
俞学文：前天，我们团中央召集了两会代表和两会的政协委员做了一个座谈，专门讨论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精神议题。很多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交流，陆浩书记也非常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话题，围绕丰富他们文化精神的话题进行讨论。我觉得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确实是值得非常重视的问题。因为这批人，应该说是农村籍的城市居民。他户籍是农村的，但是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又居住在城市。这些人，他们的根不在城市，就觉得自己骨子里不是城市人，在思想上有自暴自弃的下面，对自己也失去一些信心。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来说，比土生土长户籍在城市的人有些差别。这部分人，家庭条件相对来说差一些，因为他父辈就是农民，受教育的层面稍微低一些。再加上这些人实际上是远离父母亲。比如有些人父母亲可能在广东，但是他自己可能在北京，有些人的父母亲可能在北京，他自己可能在深圳。都是这样的现象。这些人，整体来说，都是家庭教育不够，家庭管理欠缺。地方政府的监管也是稍微欠缺的，因为他没有户籍，是流动性的。再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要求相对来说也差一些。我觉得对新生代农民的教育，建议政府是不是可以搞试点性的，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的学校。这个学校不是为了他们拿文凭。现在我们有一个不太好的导向，品面地追求文凭。其实文凭是很虚的东西。
我觉得农民工再教育学校，关键是要教育他们的技能。还有一个，武装提升他们的思想品德。再一个，对他们法律意识的强化，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种农民工再教育的学校，也是丰富他们的文化精神一个平台，因为通过这种学校可以让他们相互之间得到更好的交流，相互之间有更好的促进，在技能、专业上，包括为人处事上，在普法上都有很好的作用。我记得小时候扫盲，乡政府和村一级进行全面的扫盲，全国普遍进行的。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好，而且农村的老百姓很有激情。我记得那时候有夜校，你白天在生产队很苦很累地劳动，晚上还要去读一两小时的夜校。这确实有用，而且积极性很高的。所以，我建议让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能够利用他们的业余时间到这个地方进行学习，而且有针对性的，专业性地进行再教育。这样来提高我们新生代农民工人群的素质，这样很有利于社会。
这方面，我觉得作为国家，作为教育部门，作为地方政府都要高度重视。现在农民工确实是觉得很空虚，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工作之外就是打牌、赌博、睡觉，条件好的看看电视，得不到更好的交流，感觉不到社会关爱。我觉得农民工自身对政府过于依赖，再一个过于抱怨，对企业也过于依赖，过于抱怨。这个现象也非常严重。我觉得通过再教育，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正面引导，改善他们的思想，我觉得非常必要。
黄胜友：你是从浙江武夷山区走出去的农民，你的创业到今天也算是一个奇迹。你能把你创业的经历简单说一下，再把你现有的规模，我看你全国有绿茶基地，也有连锁销售，解决的山区茶农销售问题，也安置了就业问题。这一块你讲一下？俞总到底是怎么样从17年前怀揣2000块钱，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的？
俞学文：我是浙江武夷人，从小在农村土生土长。小时候边读书，边跟母亲在地里种田，做家务活，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当时我们小学在农村读，初中在乡政府所在地，高中是在镇里面。那个时候读书的条件是很差的，白天上课，下课之后匆忙赶回家帮助母亲干活。我家庭的情况也很不好，父母感情不和，我从小有点懂事，一直到我18岁父母最终离婚了。这段时间，我就是在父母的吵闹中度过。我18周岁以后，我父母就离婚了。我父母离婚判决的时候，我说要把我单独立一个户主，因为我年满18周岁就可以自立成家。后来法院也同意了我的要求。我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因为我两个妹妹，一个妹妹跟母亲，一个跟父亲。还有，在农村里面，你自己就单独立户了，可能生产队、乡政府里面，你作为户主了，就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你自己就有独立性。当初信用社贷款，虽然贷得很少，可能一年也就是几百块，最好的就是几千块钱。这样的话，自己就可以申请。
以前，我在家里，18周岁之后就养猪、养鱼、养鸡、养鸭，种水果、茶叶，搞过很多的农活，完全是自力更生。我在19、20岁左右，那时候一年赚了几万块钱，在家里盖了一栋小洋房，又买了一辆摩托车，那时候花1万多块钱。20出头一点，就在我们乡镇已经远近闻名了，大家都很羡慕，觉得挺有头脑，挺能干。
后来，1992年、1993年的时候，养猪饲料上涨，肉价下跌。养鱼，又发大水。后来几个信用社贷的钱，还有一些借来的钱，一下子亏进去3万多块钱。那时候变成了负债。原来赚的钱，都建房子买车用了。在这种困境下，我就自己想办法寻找出路。在农村里，信息、交通各方面都不行，要想有大的发展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也是跟一些朋友，跟领导探讨，我说接下来怎么好？后来，就选择进大城市闯一闯。当初我老家是茶叶之乡，现在是有机茶之乡。几十年下来，茶叶面积十几万亩，茶叶面积的种植、加工生产都有老的传统和技术。对老百姓来说，茶叶是收入的一部分。后来我听到说茶叶在北方市场很畅销，而且很受欢迎。我当初带着2000块钱背着一点茶叶进北京了，1995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我记得从初中一直读书，以前对五四青年节，对团这一块概念很模糊，没有印象。当初也是一种凑巧，不是说我故意挑着五四青年节来的，完全是偶然和巧合。
到了北京开始创业，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的，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到了北京，我买了一辆自行车，60块钱的自行车，走街串巷。当初来的时候不可能住旅馆，就在马连道这里有一个临时建筑，龙骨钢架的石棉瓦房子，冬天很冷，夏天很热。白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了解调研茶叶市场。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调研，我当初要把茶叶销往北京非常困难。一个是浙江的茶叶对北京市场不对路，浙江的茶叶都是绿茶为主，北京70%人喝花茶。要把浙江的茶叶在北京打开市场很难。第二，自己又没有资金，茶叶要想加工得好，要想投放市场得有很多的资金才能做成。后来我经过调研，我发现一个商机，创业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要有一种悟性，要有对市场的敏锐性，观察非常。我当初观察到北京的茶叶虽然销量很大，但是表装很简单，就是一张白纸，里面是一张粉红色的纸，半斤一包，三两一包，好一点的是铝箔袋，再好的是塑料盒。没有好的包装。
刚好那时候浙江的茶叶包装方面是比较领先的，那时候是乡镇企业生产出来的，一个是茶叶礼盒，一个是里面的茶叶铁罐和外面的茶叶纸。这个人刚好到北京推销，后来我马上联想到把这个包装进来做一做，可能会很好。开始是几个几个进，后来几箱几箱进，最后是整车地拉。一年基本上销上上百车，最多的一年卖到上百车。开始是几十车。这个包装，我一年多时间就以包装挣得了第一桶金，那时候赚了上百万。我用包装挣来的钱，又向朋友凑了一些钱，又返回加工茶叶，又到广西包了一个茶叶加工厂，后来又到老家建立茶叶加工厂，从源头抓起，抓产品质量。开始是茉莉花茶搞批发。批发茶叶质量很高，成本不是很高，批发利润还是很不错。三年之后，就不行了。开始在北京搞批发的人不多，后来就是几倍的增长，浙江、福建、广西、云南都纷纷到北京搞批发茶叶，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利润就很薄了，不好做了。
后来，我就意识到，光做批发是要依赖别人销售，干嘛不把我的产品从种植加工一直到销售，直接利用我自己的品牌卖给消费者？这样不就对企业发展就更好了。后来就开发生产有机茶，又通过国际认证和国内的权威部门认证，然后把有机茶拿到北京进行推广销售。当初很困难，很多人对有机茶不理解，说什么叫有机茶？有些人觉得有机的东西更不好。以前我们有有机玻璃、有机化工，他们把这个概念联想到这里了。当初我想推动别人的品牌进行嫁接，让北京的茶叶老字号，或者一些大的茶叶公司经销我的东西。我到一家企业推销了五次都没有推销进去，最后他叫我等着，一等半年多。这对我打击很大。这个产品推销不进去怎么办？人家一年销售上亿，我想卖给他几百万都卖不进去。这件事情对我触动非常大，就激励了，我这么样推销都推销不进去，又是这么好的东西。后来我就用这个东西创立自己的品牌，开始就在电视台做广告，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滚动性地做广告，有效果就再投没有效果再停。结果做着很有成效，前几年广告价格相对便宜，再一个人家对广告的信任度比较好。一宣传，人家一听说有机这么好的东西，所以我的品牌在一年时间里就在北京市场确立了一定的基础。
后来，我开始一家店，后来第二家店，现在已经发展成为230家店。今年我提出来要多开60家店，在20个省市里。我又建立了很多茶叶基地，浙江是茶叶基地的总部，北京马连道卖场是我们的销售总部。我现在在广西、云南、福建、浙江都有建了基地。去年我又在江西建基地，我在江西又收购了宁红品牌，宁红茶以红茶为主。它的历史很有意思。我现在在江西收购了这个宁红茶，与更香有机地结合。下一个目标是开更多的连锁店，建更多的基地，还要建出口型基地。还想把茶叶企业能够做到上市，这是我的目标。
前面谈到还有一个建议是农业可持续发展。
黄胜友：代表三农利益，俞总很多议案都是关于农民的。您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议案讲一下。
俞学文：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建议，关于解决政府管理交叉的矛盾性问题，避免破坏性地发展，确保农业科持续性发展的建议。
现在的情况，党中央提出三化同步这样的总战略。有一点，主要是要推进农业科技现代化这样的目标。关键是，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农业发展，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更科学更合理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应该说更加地严格控制污染和再次污染的发展。现在有一个情况，通过我到基层调查发现，比方说现在我们的国土部，现在的工业用地指标相对紧张，各个省都需要工业用地来发展经济。但是我们国务院和几大部委和国土部可能出台了改地改山造田换取指标的办法。于是把山和地改成田就何以报到上面来换取指标。这个办法虽然可以，但是，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是，造成了，比如说为了换取这个指标，村一级政府和乡镇一级不原来的果园、茶园等经济作物林，还有一些生态林进行破坏，挖掉造田。但是田造出来又抛荒了。因为那个田造出来，很瘦，也种不起东西。无形中，把原来的经济作物，还有一收入的，还有一定效益的都破坏掉了。村一级和乡镇一级政府就通过这样的改造，又能够套取中央国务院给的一些补贴。而且他们动作改田还能够变相截留一些钱作为地方开支。这样，国家又浪费了钱，第二又破坏了原来很好的生态和经济作物，第三又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污染，第四又造成了抛荒现象破坏生态。同时，改田造田又用大型的机器，都是烧柴油的，又增加了很多的节能减排负担。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追求工业土地指标和追求发展，农田就觉得好像是我造出来100亩田，拿去换平原的100亩田办工厂。这个问题现在比较严重。我这次建议，就是希望要有监管，要制定一些政策，来进行调整。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部门与部门之间，比方说林业局反对你改，国土是希望你改，农业监管部门有些是希望你改，有些是不希望你改的。地方政府是为了这笔钱都积极地要改，谋取眼前利益。这些矛盾不解决的话，就存在着管理的漏洞。
黄胜友：希望俞总的议案和建议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也感谢俞总的访谈。腾讯网额俞总准备了一对公仔。
俞学文：腾讯网的网友应该很多了。
黄胜友：希望俞总多关注腾讯网。
俞学文：祝腾讯网的网友们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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